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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一书中，观点鲜明地表达了她对摄影者的道德和良知问题的看法。摄影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一个愈来愈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而在摄影界却被普遍漠视的话题。摄影者包括摄影爱好者，都会自负地以为，自己的拍摄工作是受到新闻自由规则保护的，他们是有持无恐的一族，摄影者蒙胧的道德觉悟还有待于唤醒。
作为一名女性作者，苏珊·桑塔格道出了很有特色的摄影象征："作为男性生殖器象征的照相机顶多是不可避免的隐喻的一个没有价值的替代品。它暗示着每个人都下意识地使用着这个隐喻。无论我们对这种幻觉的意识多么模糊，每当我们谈论起为照相机上卷和对准以及拍摄（射）胶片这些术语时，都是赤裸裸地命名的。"另一个象征是将照相机比拟为枪："老式照相机比起棕色的贝司滑膛枪更笨重。现代照相机则试图成为光线枪。"（《论摄影》第24页）据我所知摄影圈中是常将胶卷称为子弹的，而现代长焦距镜头也常让人联想到男性性器。这种象征或许有其偶合性，但它却揭示了摄影活动的攻击性特征。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两性关系有相象之处，就是某一方在考虑自身利益时同时还要对它方负责，就目前而言，拍摄者在这种关系中始终占有优势地位，问题是拍摄者常常扮演的是不负责任的、独断专行的独裁角色，很少顾及被摄者的情感感受和权益。
苏珊·桑塔格还对拍摄过程进行了分析："摄影的行为却绝不仅仅是被动的观察。就像窥淫癖那样，它至少心照不宣地，往往还是直截了当地鼓励眼前所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继续进行下去的一种方式。"（《论摄影》第23页）照相机真是一样神奇的东西，它给了拥有它的人这样一种特权：不管眼前发生任何事，从吸毒贩毒到暗杀总统，拍摄者始终可以体面地做一个旁观者，无需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同时拍摄者还在镜头后面期待着任何丑恶的事情能达到高潮。"拍照的行为是具有某种掠夺性。给人拍照便是冒犯别人：那种看人的方式仿佛别人从未这样看待过他们自己一样；了解人的方式也仿佛别人从未这么了解过他们自己。它将人变成了可以象征拥有的物体。"（《论摄影》第25页）拍摄者拥有了被摄者的图像，他也就部分地占有了被摄者，问题是拍摄者在事后处理和与别人分享（发表）这些图像时，却很少能站在被摄者的立场上来思考利害得失。所以苏珊·桑塔格会借他人的话说："我第一次拍照时，觉得自己堕落了"。
张丽玲因拍摄电视片《我们的留学生活》而被人熟知。她用几年时间，先后采访了三百多人，跟踪拍摄了六十六人，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占拍摄内容的一小部分，有许多被认为是极精彩的内容和画面张丽玲并没有轻率地将其编入电视片，她认为：被拍摄的人出于信任而呈现出自己裸露的灵魂，若将其转而暴露给观众会是一种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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